而且，在法制化的宏大图景中，法学者只是法律人共同体之一部分。

最后还要提到法律的行政解释。立法解释涉及法律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方面，换句话说，立法解释解决的是原本应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的重要实质性问题。

依照2007年生效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最高法、最高检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监督法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认为最高法、最高检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在这四种解释中，只有立法解释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其它三种解释只能涉及与解释机关工作相关的法律的非实质性内容。所以，立法法还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最高检和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法律的要求。

以解释主体为标准划分，我国的法律解释可区分为立法解释、审判解释、检察解释和行政解释四种，其中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依法律应称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但常被统称司法解释。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省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认为最高法、最高检作出的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后者将受理其审查请求。又如，同是西方社会，在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力度就要大于欧洲，欧洲一些国家如德国，公然宣扬纳粹就是一种犯罪，而在美国，这种行为就会被视为言论自由。

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有人因批评威尔逊总统的政策决议而冒犯了国会制定的另一部法律而被判处二十年监禁的重刑。当然，作为一项宪法原则，言论自由仍然要对刑法的此种介入发挥应有的制衡作用，要遵循利益衡量原则，确保刑法此种情形下有非保护不可的法益，而且从公共政策看，获得的收益要远大于牺牲言论自由的损失。对于这样的变迁，历史、法律和文化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问题是，言论有时候可能成为刑法意义的行为，例如我国刑法中的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诽谤罪，编造和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都是把特定的言论作为刑法中的行为来加以对待的

陈师傅把车停到路边，关紧车门，并立即报警。为了帮助顾客找回钱物，店门被关闭了。

以下是几个类似的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河南郑州公交车停车抓贼引发的权利冲突案例2005年10月30日下午，郑州市一辆101路公交电车上一乘客发现手机被偷，车长为配合警方调查停车关门，30多名乘客等了近30分钟，没想到此举引起许多乘客的不满。在一般权利不受侵害、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特殊权利可以行使。但是，对一般性权利的优先满足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特殊的权利要求。对一般性的利益应给予优先保护。

尽管我原则上同意他的观点，我还是认为，这里面的实质问题还是要看是谁侵犯了谁，谁干扰了谁，以及侵犯和干扰的程度。可惜民警没有抓到小偷。此外，张恒山教授所说的一般利益和特殊利益同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不同，同上述的社会利益也不同，同权利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作用也不同。就在民警对失主询问时，车上不少乘客表示出不满，有人说:为了一部手机，耽误了这么多人的时间，不合理。

这时，原有的民事权益可能发生了变异，即它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民事权益之间受损程度的比较，而是出现了刑事犯罪或违法行为，它们与民事行为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为一个不能确定的事实，导致这么多人的人身权益受到伤害，显然不符合法理中的最小侵害原则。

失主王先生说，上车前，他的手机一直在口袋里装着，在上一站点他的手机还在身上。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由于没有找到丢失的手机，15时，停在路边近30分钟的公交电车开始前行。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上一种流行的错误意识：重视财产权而忽略人身权。有作者吴艳霞撰文认为，这件事情的另一个矛盾点在于：赋予商家这样的权利显然后果是可怕的，然而，一味的谴责又可能导致商家以后对此类事情等闲视之，不愿插手。因为在具体的权利冲突个案中，权利的行使有主动态，也有被动态。其二，合法性、正当性权利行使的时空条件即权利行使的限度和范围，是理解和解决此类权利冲突的关键性因素。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

这并不是说刑事优于民事，民事权益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有权利启动者，也有权利受动者，此其一。

目前，郑州已发生多起公交车上乘客丢失东西的案件，一些乘客认为：配合抓小偷可以理解，但因此耽误了上班时间，公安部门能否开具有效证明？郑州市公安局反扒支队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尚无相应规定，但他们会尽快研究出台解决办法。但我们应该看到，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公交车或商场暂留乘客和顾客，是为破案所必须的行为，这时，众多人的权益的正常实现受到了阻却，出现了非常态，即因发生了偷盗事件。

社会利益指的是一种利益的社会影响力，而一般利益是指在一个具体的权利冲突中，一种权利所代表的利益指向。小贩也并非不可叫卖揽客，但是，他必须离开学校一段距离，以其叫卖声不至于干扰学校教学工作。

终于盼来了管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可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顾客们冲动起来，倒是那两位失主不好意思了，说：不要再耽误大家了，走吧。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孙伏龙评论道：一个或几个公民的财产权和数十数百公民的人身权利冲突时，谁的权利更应该受到保护？滞留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有其合理性的，顾客在店内丢了东西，采取一些手段帮助寻找不是尽责的行为吗？但是试想，如果一个公民丢了东西，就可以自行或委托商家限制50人的人身自由，那么，明天后天，就会出现几千人被困一个大商场的事情。厦门市公交公司客服办的黄主任说，陈师傅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公司将对他进行表彰。陈师傅的行为，在保护一部分乘客利益的同时，也陷入了伤害另一部分乘客利益的困境。

事件经过是：当日14时30分，101路公交电车行驶至纬五路与政七街站时，车上一名20岁左右的男乘客发现手机不见了。即使退一步，我们从民事角度来做个比较，我们也很难说，在发生了偷盗事件后，被盗窃人的利益损失就一定小于其他众多人的利益。

10分钟后，民警赶到了，陈师傅这才松口气。福建厦门公交车关门抓贼引发的权利冲突案例另一起同样的案例出现在厦门：2005年9月13日早，厦门市公交公司司机陈师傅驾驶着满载乘客的公交车时，一男乘客突然大叫，说他的手机被偷了。

从表面上看，是维护了一个人却伤害了多个人，其实不然，维护一个人利益的背后是关乎正气的弘扬、社会公德的建设。倒不是全车人被怀疑为盗贼（其中也包含着这样的假设：在没找出盗贼之前，每一个乘客都可能被怀疑为盗贼），而是全车人的人身自由权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和侵害，这也是一种权利冲突，即被盗人的财产权和全车乘客的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冲突。

河北石家庄服装店关门抓贼引发的权利冲突案例还有另一种相类似的案例：2002年4月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李宁服装专卖店内，一名顾客购物时发现丢了手机，另一位顾客也说钱包失窃，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10报警。当法律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考虑对两者的兼顾满足时，通常应要求特殊权利不得侵害一般权利，即一般权利应成为特殊权利的限制。问题的提出：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的冲突张恒山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法律提供了正当自由的一般约束条件，从而使自由作为权利得到界定后，法律必须进一步解决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不同种类的正当自由（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此辆101路公交电车车长称，他也不想耽误乘客的时间，但根据有关规定，当公交车上发生盗窃行为时，司机必须配合警方的调查。

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作为公交车或商场，都没有扣留乘客和顾客的权力，只有执法部门才有此权力。于是，在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还应坚持兼顾特殊利益的原则。

随后，陈师傅加快车速，争取不让乘客迟到。因为权利虽然代表着利益，但利益并不必然等同于权利。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徐延辉说，乘客投币上了公交车，司乘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将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比如，游行示威者有游行的权利，而普通市民有通行的权利，当游行者阻碍了公共交通时，如何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再如，学校的教师、学生有安静地听课和学习的权利，而小贩有自由叫卖的权利，当小贩的叫卖声传入学校课堂，学校师生认为小贩的叫卖声干扰其教学时，是应当禁止小贩叫卖，还是应当要求学校师生容忍叫卖声？他认为，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时，首先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一般利益优于特殊利益的原则。